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税收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之一，要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有所作为，首先应实现其自身的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税收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之一，要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有所作为，首先应实现其自身的现代化。而现代化税收制度究竟应具备哪些最本质的特征呢？笔者认为，它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治民主化。法治和民主的思想自古有之，延续至今，已成为奠定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石。作为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一种手段，现代税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法治民主。政府征税必须通过立法来明确，而立法又必须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实现。从英国《自由大宪章》，到引发美国独立革命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再到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一个共同的核心理念就是强调税收法治和财税民主。可以说，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史就是一部以追求税收法治和民主为起点的人类现代文明进化史。因此，税收法治和民主不仅构成了现代社会法治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更是现代文明的发端与源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基于法治和民主建立税收制度，既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也是走现代化道路必须坚持的方向。

第二，稳固高效化。法贵必行，行贵有效。一个法治、民主的制度在实践中如果能得以高效运行，必然与现代社会要求是相适应的。那么，高效的制度又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其首要前提无疑是制度自身的稳定性。稳定性从何而来？它至少来源于对现实的适应性和对未来的前瞻性。这实际上就是制度现代性的体现。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有一句名言：“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这一看似矛盾的结论背后，蕴含着现代社会运行的一条基本规律，即现代性催生了现代化，熨平现代化变革中的不稳定性，关键还是在于能够体现现代性要求的稳定制度。我国1994年建立起来的税制框架，之所以能保持20年的平稳有效运行，最根本的原因也就在于此。当然，税收制度也不能一成不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社会各领域变革的加深，这就要求一个更具现代性、更加稳固高效的税收制度，为实现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持。也就是说，打造现代化的升级版，必须先打造制度的升级版。

第三，导向市场化。现代财政理论认为，公共财政是经济市场化的必然产物，其实质就是市场经济财政。从这一意义上讲，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税收制度作为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最为直接的手段，就更应以市场为先导。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市场机制运行根基决定税收制度的调整对象。基于自由竞争的需要，税收制度首先应规范政府汲取收入行为，减少对市场行为的行政干预，然后才是引导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其次，市场机制运行状况决定税收制度的调节重心。税收制度重点应根据市场运行状况，在弥补市场不足上有所作为。再次，市场机制健全程度决定税收制度的调控效果。税收作用的发挥最终要依托于市场价格机制传导，价格机制的灵敏度决定了税制的有效度。因此，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以市场环境为基础，依托市场规律相机而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制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更是经济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第四，制度包容化。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首次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倡导协调可持续发展与机会均等地分享发展成果。应该说，这与我们所强调的统筹兼顾理念是相一致的，是在现代化变革推进过程中，应对各类矛盾的一种发展路径选择和制度价值取向。相对于其他经济社会制度而言，税收作为国家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主要方式，更需要依托其制度的包容性，增强对各类矛盾的应对力。一方面，税收所呈现的纳税主体与受益主体非直接对应、纳税程度与受益程度不完全对称的特征，因此，需要兼顾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相容性。另一方面，税收被赋予的财政目标与调控目标、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公平目标与效率目标，既统一又对立，使得其在目标定位层面所面临的“两难”问题也可能会更复杂，更需要体现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相容性。由此可见，税收制度的包容性越强，其与现代化加速推进的契合度才能越高，生命力才能越持久。

第五，视角国际化。现代化必然带来全球化，国际间竞争与合作因此无法避免。这反映在制度层面就是必须坚持具有国际视角的全球定位，在保障国家权益的同时更好地融入世界。税收作为一国引导资本、资源跨国流动的重要制度安排，其国际化程度更是直接关系到所在国的经济竞争力和经济安全。如今，税制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国税制变动越来越受到国际税制环境的影响。一方面，随着追求平衡、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广泛共识，各国日益重视税收收入职能与调节职能、公平目标与效率目标的均衡兼顾，由此带来了税制结构朝趋同化方向发展的特征；另一方面，随着国际经济交往领域和程度不断拓展，各国日益重视综合运用国内税收法律、国际税收协定、多边税收协调机制加强对跨国税源的争取，由此，国际税收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既有差异又显趋同，既有合作更显竞争的国际环境中，增进税收制度的现代性，必须强调其对国际化趋势的充分把握和科学运用。

第六，遵从便利化。从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到现代税收理论，无一不将“便利”作为一条最基本的税收原则。要实现这一点，关键在于税收制度能否在实践中获得最大程度的遵从。“便利遵从”应该是无论何时都是衡量税收制度现代性的一条重要标准。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许多国家更是将“便利遵从”作为税制改革的基本着眼点。那么，遵从的便利性从何而来？无非是来自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制度管理的科学性。前者强调“取之有度”，后者强调“取之有方”，两者结合才能“取之易行”。这一方面要求税收制度的构建顺应客观经济基础，符合经济运行实际，以利于增进社会认同，提升遵从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要求税收制度的实施具备客观管理基础，符合管理运行规律，以便于增进执行效率，提升遵从的可靠性。这样，税收制度才能更加取信于民、顺时代所需。

(责任编辑：姚东)